台灣社會在戰後五十幾年來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成就，可以說使得台灣不但沒有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銷聲匿跡，反而取得它的主體性之發展空間。台灣社會擁有自己的共同生活秩序，個體在這秩序中進行社會化也並沒有問題。但是在資訊科技的高度發展，以及大陸經濟市場的強大競爭下，這個生活秩序近年來已經悄悄地進入重建的歷程。在參照歐洲整合的經驗下，我們需要一個更廣義的文化概念來回應這個重建的歷程。換句話說，我們的基本邏輯是文化領域在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中，與科技、經濟和自然領域必須有一新的關係。它們在同時回歸到權利要素時，新的文化與文化政策概念事實上已經不是一種被動的維護或展演，而是一種更整體、更宏觀的重建或建構。在傳統族群或語言、宗教等等因素之外，以比經濟或科技更具整合性的前提下，它提供社會認同與個人認同的新空間。在包含經濟與社會建設容中，新的文化政策以建構完整權利系統、鼓勵參與共同體為目標，並且在迴避意識型庇與國家主權問題中，體現主體性的真正社會科學意義。因此這種廣義文化政策是因應當代社會型態與需要所產生的一種方式，它不是一種理論系統，而是重建社會生活的整體符號與行動。